数学家？
巴罗克时代的数学家莱布尼兹（微积分的奠基人之一）曾说：“音乐是灵魂在不知不觉中的算术。”巴赫曾读过莱氏的著作，他的作曲艺术也验证了这一格言。在避免牵强附会的前提下，数的研究和它的意义的发现，是了解巴赫音乐价值的的一种有效手段。
巴赫曾多次把姓名字母注上数字应用在作曲中，作为自己作品的“数字签名”。在拉丁字母表中，BACH四个字母的序数分别为2、1、3、8，相加得14，而J.S.BACH以此类推可得41（拉丁文中J与I等同）。在巴赫的许多重要作品当中，这两个数字都反复出现：《平均律钢琴曲集》第一首C大调赋格曲的主题由14个音符组成；莱比锡时期两部重要的宗教作品康塔塔BWV75与76分别由14个乐章组成，巴赫的绝笔之作众赞歌《走向主的神坛》旋律声部的音符数，第一行是14个，总共41个。
巴赫不仅在自己的姓名上尝试运用数字的象征手法，还把数字广泛的运用在结构的“宏观调控”上，在宗教音乐方面尤为突出：歌颂三位一体的主的音乐他常写成三拍子、三声部的形式；唱摩西的十戒的众赞歌的主旋律在曲中出现十次；当歌词涉及到“时”或“日”的概念时，器乐部分就奏24个或365个音符，等等，而人们在这方面对巴赫的了解可能只是冰山之一角。 由此可见，巴赫音乐思维的高度逻辑性、严密性是和他对数的使用以及对理性的崇尚分不开的。难怪肖邦曾经说过：“巴赫就像一位天文学家，靠数字的帮助，发现了最奇妙的星星。”
没缘份
巴赫和亨德尔这两位大师出生日期只相差一个月，出生地相距不到80英里，却从未谋面，不能不说是音乐史上的一大憾事。其实，他们曾几次失之交臂。
亨德尔多年旅居意大利和英国，巴赫对他钦慕已久，曾两次到亨德尔的老家哈雷拜访其老母。1719年，亨氏回德国访问探亲。此时，巴赫在科滕任职，距哈雷不到20英里。他得知此事后，立刻跳上马车赶到哈雷，却扑了空—亨德尔已经动身回伦敦了，真是“无缘咫尺不相逢”。
十年后，亨德尔又回到家乡。巴赫那时有病在身，就派写了亲笔信派长子威廉·弗里德曼前去邀请亨德尔来莱比锡会面（两地相距也不过20英里），也未如愿。多年以后，亨德尔三返德国，受到了隆重欢迎，可这次他那位伟大的同行已经孤寂的长眠了。
其实，两位大师除了出生时间和地点相近外，差别实在不小。巴赫出身于手工艺人家庭，仅受过中等教育，一生从未离开德国。亨德尔则出生在富裕的中产阶级（外科医生）之家，受过大学教育，先是留学于意大利，后又在英国取得成功。加上亨德尔生性傲慢，此时又誉满欧洲，对巴赫这位土生土长的音乐家多有怠慢，也是情理之中。从音乐创作上来说，两人的差别就更大了：巴赫的乐风内向而细腻，以德国式复调风格的宗教音乐为中心，亨德尔则宽广奔放，以意大利式主调风格的世俗音乐为主导。巴赫擅长创作康塔塔和受难乐，亨德尔则拿手巴赫很少尝试的歌剧和清唱剧。因此，他们两人若泉下相见，除了客套一番外，不知还能谈些什么呢？（我并不想，也没有资格对两人的成就高低做评论，两人同样可以说是伟大的）。
瞧这一家子
巴赫家族毫无疑问可以称得上音乐世家。据权威的《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辞典》中“巴赫家族”条目记载，这个家族从巴赫的高祖到孙子共七代人，历经二百六十多年，从事音乐事业的多达78人，卓有成就的有14人，最杰出的当然还是约翰·塞巴斯蒂安。
在欧洲音乐史上，不乏父子、兄弟或物翁婿相传的音乐家族，如英国的普赛尔家族和意大利的斯卡拉第家族；但在这些家族中只有法国的库普兰家族（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出过五代音乐家，其中以弗朗索瓦·库普兰最负盛名）或可与之媲美。
巴赫的家族可算是人丁兴旺，他本人就曾先后育有子女二十人，但只有一半活到成年。巴赫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和弟子们仍在欧洲乐坛上活跃著，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数三子卡尔·菲利普·伊曼纽尔和幼子约翰·克里斯蒂安，成了古典前期重要的音乐家。可好景不长，他家的男性后裔没有活过第二代。1843年，巴赫的最后一个孙子（当时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）出席了由门德尔松捐赠的巴赫纪念碑揭幕仪式。他于两年后去世，从此享誉乐坛的巴赫家族就“断子绝孙”了。
收入和遗产
1703年，巴赫在阿恩施塔特任管风琴师时，固定收入为每年工资50弗罗林加食宿费30塔勒（弗罗林，塔勒都是古币名，1塔勒略高于1弗罗林），这在还未完全从三十年战争创伤中回复过来的德国，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，已经算是不错的待遇了。
1707年，巴赫来到米尔豪森任职，工资为每年85弗罗林，外加粮食，木材等实物补贴，比以前宽裕了一些。此外，在婚礼和葬礼的服务上也可得到一些收入。
1708到1717年间，巴赫在魏玛出任宫廷乐师的九年间，年薪由150弗罗林增至250弗罗林，比当时的上司—乐长还高。
1717年，巴赫成为科滕亲王的宫廷乐长。由于巴赫此时已闻名遐迩，加上亲王热衷音乐，他的工资也一下子涨到了450塔勒，仅次于宫廷第二高官典礼官，比他的前任也翻了一番。
1723年巴赫到莱比锡上任时，各种收入总计约每年700塔勒。当时1塔勒可以买10磅生肉或7磅黄油。算起来巴赫的生活可算得上是“大康”生活了。 从巴赫工资的变动上可以看出，大师的一生没有一夜之间的飞黄腾达，是不断进取，踏踏实实的走出来的。应当指出的是，巴赫虽说过著较宽裕的小康生活，但由于他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（夭折的和存活的孩子有二十个），还远不算富有，比起此时每年拿五千到一万塔勒的歌剧明星来，还是清贫多了。（当然，人的价值是不能以金钱来衡量的。）
巴赫的遗产不多，总共千余塔勒。包括一些债券，股票和图书等，最大的一宗是乐器，占了三分之一还多。当然，还有一笔价值无可限量的宝贵遗产—那就是他留给后世的音乐。
入土难安
1750年7月31日，巴赫入葬于莱比锡圣约翰教堂墓地的南墙下，没有墓碑或任何纪念物。因此，他的准确墓址很快就被人遗忘了。
近一个世纪后，人们才又记起了这位大师。1850年成立的巴赫学会为了弥补前人忽视大师的罪过，决定在巴赫诞辰200年之№重修巴赫的陵墓。然而，世事沧桑，风物全非，墓地已是荒烟蔓草，巴赫墓址已不可寻。无奈，莱比锡市政委员会只好在墓地南墙钉了一块铭牌，刻著：
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
1750年7月31日葬于此处
又过了九年，教堂墓地翻修，推倒南墙，挖掘地基，这才有了一个寻找巴赫遗骨的机会。但1750年下葬在此的人有一千四百人之多，寻找巴赫遗骨无异于大海捞针。幸好查点纪录才知道，这一千四百人中，只有十二人是用橡木棺材盛殓的，而巴赫就是其中之一。（想必当时能用的起橡木这样结实的木材作棺材的人不多）。
1894年的一天掘出了三副橡木棺材，其中一副有一成年男性骨骼，身材不高，头部很大，额头略平，下巴厚重，眼窝深陷。经与巴赫肖像比较，又经科学的检验，认定这是巴赫的遗骨。随后，遗骨被装入一口厚重的石棺，安置于圣约翰教堂的祭坛下。石棺上简洁而庄重的刻著：
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
1685-1750
又过了半个多世纪，由于二战战火的破坏，大师的棺材又于1950年迁往圣托马斯教堂。就这样，巴赫在他死后二百年，才真正入土为安。他虽没有亨德尔那样享受国葬，极尽哀荣（亨德尔葬于历代国王圣贤下葬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墓地，可谓“生得伟大，死得光荣”），却也没有像贫病交加死去的维瓦尔第那样，被草草埋在乱葬冢，让后人永远无法寻觅。巴赫的一生可谓生得踏实，死得平凡，但他却在平凡的生和死中铸就了一种超越生死界限的伟大。
复兴
巴赫逝世后，他的音乐好象也同他的遗体一起埋入了坟墓，几乎成了广陵绝响。在他死后近五十年中，曾经回响在图林根和萨克森的巴赫音乐，除了他的儿子和学生偶尔演奏外，已经很少能听到了。根据那时期的记载，巴赫在当时德国人最喜爱的作曲家名录里，仅名列第七位。（现在前六人中除了亨德尔一直享有盛誉，泰勒曼有些名气外，其余的都不广为现代人所知。）
斗转星移，时光飞逝。十九世纪是浪漫主义艺术潮流蓬勃发展的时代。对过去加以崇拜是浪漫主义的倾向之一，而且巴赫激情洋溢、气势恢弘的音乐与浪漫主义音乐也有相通之处，因此巴赫的音乐受到了普遍的赞赏。巴赫的祖国德国在遭受拿破仑入侵的耻辱后，更渴望复兴本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，也推动著人们去寻求文化传统中真正有特色的宗教信仰，巴赫在这方面成了一个典型人物。
巴赫音乐复兴的顶点是1829年门德尔松指挥上演《马太受难乐》。当时年仅二十岁的门德尔松在得到原稿后，进行了一些修改，排练了近两年的时间，于1829年3月11日正式于柏林歌唱学院演出。他用了150人的合唱队，这比100年前的1729年4月1日耶稣受难节巴赫在圣托马斯教堂首演时的人数多了五倍。当时，大厅里一片肃穆的气氛，人们怀著虔诚的的心情去聆听这一宏伟壮丽的乐曲。曲终，暴风雨般的掌声响起。当时在座的哲学家黑格尔非常感动，后来他写道：“巴赫是……一个坚定而博学的天才，我们只是在最近才重新认识到他的全部价值。”这次演出成为一个重大的转折点，从此复兴巴赫的运动在欧洲更深入的展开。
1850年巴赫逝世100周年时，巴赫协会在莱比锡成立了，次年开始了《巴赫全集》的编纂出版工作，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，到1900年始告完成，1947年的重印本共有46卷之多，堪称音乐史上的丰碑。 巴赫和他的音乐就是这样经历了埋葬与复活的曲折历程。巴赫的音乐，超越了一切时代、文化和流派，成了全人类的文化财富。
（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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